张 炜：诗何以为经 ｜ 名家专栏

就此，一部鲜活的文学经典变得僵硬而贫瘠，而且更加神秘和曲折，成为那些皓首穷经者所开拓和制造的另一片灰色风景。几千年过去，作为一种读经的传统和方法，除了一些不多的个案，可以说已经被中国知识界贯彻下来。即便到了当代，在那样一种经学传统的笼罩之下，一部水汽鲜活的文学作品，其朝气蓬勃的生命肌体，仍然无法避免被肢解的命运。

以孔子为代表的圣贤论诗，自然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因素，路径也有所差异；但到了某些后继者那儿，却往往只取其一端。事物一旦过了某个“度”，即走向偏执，并形成另一种遮蔽。它作为一种方法被因袭，再也不可能进入艺术创造的鲜活生命之中，而只能通过一套简单刻板的模式去演绎推导：通过什么、说明了什么。对一部文学作品做出振振有词的社会剖析，提取伦理意涵及在政治与道德方面突出发现和建树、表达思想的高度等等，已经偏离了文学本体。文学批评所运用的诸多归纳、解释和推论，已经形成了一套习以为常的标准，以至于变为跨越时代的、百发百中的、无所不能的利器。由此以来，能够进入生命脉动、为艺术而感动和陶醉的人越来越少，表相化皮毛化与言不及义的趋势，正愈演愈烈地持续下去，渐成顽痼。一个粗率浮浅的阅读者不可能进入文字的细部，更无法领略其间的精妙神采，既读不出语言的节奏和韵致，也不可能捕捉细微的情态，读不出幽默、逸兴和忧怨等基本元素。所以这种丧失了起码文学阅读能力者，无论怎样咬嚼文字，得出的结论仍与审美无关。

在现代语言艺术中，大概只能产生“经典”而不能产生“经”。本来一直沿用“经学”的方法来对待它们，却仅仅可以走到“经典”而止步。原来这里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标准：“经典”是低于“经”的。大致来说，正因为这二者的极为不同，有人才对现代艺术三缄其口。在他们心目中，现代之“经”早有归属。当然如此，对艺术家来说，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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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不得已

今天看来，远古对于文辞的书写和记录是非常简陋甚至艰难的，由于缺少记载和传播的工具和手段，常常造成了存留的艰困，流布狭窄甚至阻绝。《诗经》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得以保存和延续的，其中坎坎坷坷，通过传唱、注释和抄写，导致了多版本与多谬错。与其同期，除了一部《尚书》多少留下一些文字外，其他典籍几乎没了痕迹。《诗经》是那么孤单，甚至是唯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对于中国那个时期的历史、思想和法度，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承载与传递功能。关于那个时代，人们所能寻找的所有文字依据中，《诗经》可谓最重要的载体，因为除此之外再无更多的文字可以依傍和参考。它是认识那段历史的重要佐证，所以才要“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进入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由于长年的兵燹战乱，更有后来秦代的焚书坑儒，《诗经》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字经历了空前的劫难。我们今天看到的“诗三百”是劫后余生，它的词汇和篇目次序，甚至是内容本身也就免不了多有争执。用竹简刻记这么多内容，历尽磨难保存下来，不能不说是漫长历史中的一个文化奇迹。所以《诗经》之为“经”，它的神圣，也来自文明的不得已：既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一个产物，又是我们所能依赖的极少数结晶。它的极少数、它的孤独，也造成了其不可取代的唯一性地位。

由于文字刻录的艰难，由于书写工具的简单和原始，文字的茂长繁衍也就受到了限制。“极简”，这也成为远古语言文字的共同特征。语言的膨胀和芜杂几乎是伴随着现代书写而开始，现代科技的发达，加剧了文字的铺排和泛滥。在远古，简化浓缩却是一种必须，以极少的符号代替极多的内容势所难免。但是，极端的简化也容易造成疏漏和多解，会造成一种神秘。所以读古诗必须简中求繁，而看今诗却要繁中取简，这是两个相反的方向。对于那个遥远的朝代，由于我们缺少更多的文字记录去认识和了解，所以就要特别依赖这些简约到极致的记录，从有限的字里行间考察当时的名物、制度、山川、社会生活和人文风貌。也正是这种简而又简的记载，这种种局限之中，留给了我们巨大的诠释空间。也由于它的过度浓缩的坚实品质，使它能够抵挡漫长时间的侵蚀与挥发而不变质，并且还随着时光的推延、因无数诠释而变得更加丰腴和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