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炜：诗何以为经 ｜ 名家专栏

无论是学术还是艺术，到了现代，无论多么完美，无论在伦理意义上多么堪称典范，人们也只可以称之为“经典”，而不可以称其为“经”。可见“经”与“经典”还是有明显的区别。既然谈到了区别，那么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诗经》，其中含有多少文学“经典”的成分？现代人变得松弛而超然，于是更愿意把它当成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去阅读和欣赏，会确凿无疑地说它是一部古代传下来的文学“经典”。但这里需要提醒的是，而今仍不可忘记它是一部由“经”演变成的“经典”，虽然起初也不过是一部诗歌总集。由“诗”而“经”，再由“经”成为现代汉语语境中的“经典”，走过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

直到今天，面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判，文评家们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首先将其纳入社会和道德伦理层面去考察，费上许多言辞。实际上对待《诗经》也是如此，而且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如此。人们较少从审美的视角去考察它的文本，而乐于直接将其当作社会层面的立论依据来读取，更多地从中寻找它的道德伦理意义、政治意义，以此纵横生发。也许有人认为，古人这样对待《诗经》并无大错，因为那时的“文学”是文章之学，指的是经世致用的那种写作，诗词歌赋被归到辞章之学。当然，这其中也有不少较为纯粹的“诗论”，并在后来形成了某种诗学范本；但这一切还是远远赶不上历史、政治与道德的社会化论证，它们在数量上比“经”义的寻觅和阐释要少得多。这已经形成了我们对待文学典籍的传统，并且化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习惯性动作，似乎不可更易。

文学是精神的，可是阅读者却更多地把它当成物质的，当成一个物质使用的实用主义范本来推导和考鉴。这严重伤害和违拗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属性，也远离了生命的吟唱。作品中蕴含的哀怨和忧愁、欢乐和幸福，是生命在某一时刻焕发出激情的产物，绝不能将其简单化理念化，不能引入具体的刻度和规范来推导和佐证，也不能给予纯理性的解剖。文字之间飞舞着一个千变万化的激越的精灵，而不是刻板僵固的法度的君子。它被赋予了生命，也就包含了生命所应有的一切复杂性，能够独自生长。比如“诗三百”，从表相看它似乎只是歌吟咏唱，是连缀的一些合辙押韵的文字，记录了当时的一些行为与物事，实际上却是活生生的生命汇集。

从孔子谈论《诗经》的言辞来看，他是可以欣赏和陶醉的，并将一个生命还原于彼时的全部情境之中：生命的快乐和欢畅，欲望的挥发，以及人性的全部饱满和丰富。作为一个卓越而颖慧的人，孔子当年的确感知了这一切，同时也冷静而理性地给予了社会层面的评述。他是一个思想者和道德家，非常注重教化意义，不忘诗教。他甚至认为熟读《诗经》也可以“事君”。

孔子是一个杰出的文学鉴赏家吗？对艺术的爱与知全都具备吗？回答是肯定的。他毕竟不同于后来的孟子和荀子，没有更多地将《诗》当作一种“经”来对待。孔子心中有“诗”，并生发出烂漫的诗情，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这种深刻的感悟力强化了他的挚爱，使他的“诗三百”论说没有流于一般化的道德说教。我们至今似乎仍能感受孔子面对“诗”的那种忘情赞叹和深刻愉悦，得知他是一个能够获得大陶醉的人。也就是说，他真正读懂了诗。不过孔子的目光最终穿越了这个过程，然后投向了更为遥远处：无论他愿意与否，也还是将这部文学经典当成了“经”。所以他才会耗费巨大力气去进行“乐正”，将三百多首归放到各自的曲调下，让演奏的形式与形制服从更加严格的规定。

孔子当时之“乐正”，耳旁一定回响着浩大而庄严的旋律，那属于西周盛世。他仿佛是在黄钟大吕的鸣奏中对这些诗篇进行重新配置和分理，这种工作的步骤，其实就是进一步让《诗》走向“经”，是这个过程中的有力推手。他实际上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历史性贡献，让《诗经》越来越成为某种社会标准、伦理尺度，以及不可僭越的政治礼法。自孔子之后的知识人物，无论多么杰出，他们似乎都要大致循孔子的道路走下去，以至于越走越远。只是他们不太可能像孔子一样，充分地感知和言说《诗》的无可企及的美。在这条道路上，先有孟子、荀子，然后是历朝历代无数的经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