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近现代女性的觉醒

 　　编者按：在宗教和人类文明历史上，宗教与妇女的关系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话题。在宗教中，“女性一方面被奉为圣洁的女神，另一方面又被贬为邪恶的女巫。……虔诚信徒中妇女居多，而她们中的大师和宗教思想家却寥若晨星。妇女长期处于宗教权力机构之外，而各教的创立及传播却又离不开妇女的功绩。”直到今天，女性仍是宗教信徒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在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我们特推出“信仰与女性”专版，与读者一起追寻宗教背景下的女性历史，探讨她们在宗教发展和传播中的影响和作用。

　　在历史长河中，宗教对女性的态度以及女性教徒的产生及修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遭受歧视到允许遁入教门、从念佛老太们的专利到佛教信仰在女性间生根，这些也都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今天，女性难以出家为尼的时代早已过去，且这些女性出家人的素质也越来越高。这些知识女性的加入，提高了尼僧的素质，为古老的佛教带来了生机，而她们的修行自觉和社会意识的提升，更为佛教和女权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红粉成灰证四禅：近代女诗人与佛教　　

　　提起近代著名僧人弘一法师李叔同，大家都非常熟悉。李叔同出家前，是我国著名的艺术家，出名的“大才子”。在近代，出家的文学家、艺术家并不只弘一法师李叔同一人，其中不仅有一些文人才子，晚清民国时还有不少才女，一些女诗人、女词人最终走上学佛之路。

　　晚清时，许多女诗人与佛教关系极为密切，佛学并非她们诗作中的点缀，而是同她们的人生体验息息相关的。众多有才情的女诗人，常常在良辰美景之中，体会到禅意。“花满中庭月满天，花香人景共婵娟。焚香静坐观花月，诗思禅心两自然。”（金淑娴《春日夜坐有得》）在禅意中，她们被世俗社会束缚的才情得到了释放和发挥，体味到自然的意趣。“别有闲情何处着，非今非古任优游。”（陶善《野步》）“云无来去意，秋在渺冥间。雨后村烟湿，林疏鸟语闲。”（范淑《秋晓》）

　　佛学的境界与自然的美景，相互交融，使才女们感到了“自然原不与天违”，虽身为女儿身，亦感到自身独有的价值，“散花我本天仙女，胜果能参最上乘。”（伊兰《圣因寺揽胜斋小憩》）

　　然而，现实并非都是那么美好，特别是在战乱频繁的晚清，据《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记载，太平天国运动的12年中，自杀的著名江南女诗人就多达20位，另有多人被杀或因贫病而死。即便是在较为平静的年代中，晚清女诗人似乎也是最不幸的一群人，她们几乎都是“青年孀守之人”。在她们的生平中，最常见的就是贫病、早寡、早逝或所适非人。

　　晚清女诗人集体命运的悲剧性，不能不说是由于时代造成的，而她们对那个污浊的世界也表达了不满。“闲看世事意多违，俗态纷纷亦可嗤。”（杜敬《杂感示慧玉》）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最终走上了佛教的道路， “扫除烦恼即清凉，看淡荣华忆故乡。爱网解时疑网脱，尘缘悟后道缘长。”（王伯颖《悟后》）“忧患余生，吟事遂废……自今以往，扫除文字，潜心奉道，香山南，雪山北，皈依净土，几生修得到梅花乎。”（吴藻《香南雪北庐集自序》）

　　到了民国，才女们开始积极反抗自己的悲剧性命运，提倡女权，男女平等成为时代的口号。在这个时代大潮中，却也有不少女诗人遁入空门，比较有名的当属吕碧城和张汝钊。

　　民国时期，才女们信佛有其个人的原因，如吕碧城终身未嫁，张汝钊的丈夫是浪荡公子。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中，女子不幸，特别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女子生活不幸，是一个社会问题。佛教在一定意义上，为这些女子摆脱社会羁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创造了空间。

　　同时，近代中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些才女往往出身于传统书香门第，官宦之家，从她们的诗词中就可以看出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同时，这些女子又追求男女平等，学习西方文化，这样做看似大胆时尚，受到“名流”们的追捧，但这些“名流”往往将她们当戏子、交际花看，口上赞扬，但内心并不十分尊重。再者，花无百日好，才女也会红颜不再，而宗教信仰则可以保守终身。“德”比“才”更具有持久性。

　　因此民国时期，吕碧城、张汝钊等不少才女走上“以德称而不以才显”的道路，选择佛教作为自己的信仰依归，并非不可理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