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于:家长学院

  在今年的First电影节上,谢飞举办了自己的新书发布会——《电影导演创作》。对于一个普通老人来说,80岁本该是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年纪,谢飞却乘着互联网的浪潮,愈发活跃在大众眼中,写书、执教、参加各地的电影节展活动,样样不落,甚至成为影迷口中“最大牌的豆瓣影评人”。

  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谢飞没有随着代际更迭隐匿在年轻导演背后,而是始终以积极昂扬的姿态,走在时代的前端。这其中,既有命运的偶然,也有选择的必然。

  2012年,70岁的谢飞搬去陪伴99岁的母亲,在家中发现了大量父亲留下的文字材料。在这些故纸堆里,谢飞回望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他说,这就是人老了的标志。

  今年8月末,在谢飞80岁生日月的尾声,策展人、影评人沙丹,北京电影学院博士王垚,与这位“大龄豆红”进行了一场“80后”之间的对谈,聊了聊一位导演的跨时代之路。

  “我”是如何成为导演的

  沙丹:我觉得选择是人生面临的很多大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刻,您作为高干子弟,为什么在当时会进入到一个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的文艺领域?

  谢飞:看着一批批的学生,我经常会琢磨,艺术人才是怎么出现的?天分到底是什么?我也反观自己,从我的经历入手,反思我是怎么成为一个导演的。

  每个人对于身处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无法选择的,大家来到这世界上,到了哪家,是什么出身,自己都无法选择。但路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我上大学的那年是1960年,有29万高中毕业生,大学招收32万人。所以竞争并没有今天那么大。

  我读中学时就非常喜欢戏剧和电影,考进北京四中以后,经常晚上跑出去看戏。北京四中其实是理科很有名的学校,但我们高一结束时,学校突然出了个因材施教的政策,于是有37个人就去了文科班,加强文学名著欣赏和作文,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数理化都不用上了,后来班里挺多人都考到了艺术院校。

  还有一个插曲,我本来被选为留苏学生,但没两个月就通知我去不了了。

  沙丹:中苏关系起了变化。

  谢飞:对,1960年前后中苏关系已经紧张起来。所以人躲不过时代的限制,但你可以在你所处的时代里去寻找机会。我经常和学生们讲,现在是商业为主的时代,你要知道如何去避掉缺点,去寻找你的机会。

  我一毕业就留在北京电影学院当老师,虽然当时的理想是到制片厂当导演,但既然留下了我就要做好,不能做一个“空头文学家”。其实,在影视行业里教书,最好的老师就是成功的实践,但我们那时候一晃十年就过去了。

  我最开始讲课的时候,举的例子都是外国名片,比如《公民凯恩》的镜头为什么这么摆,但人家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导演和摄影怎么交流的,还是靠猜。后来环境变好了,我就抓紧时间和机会去实践,后来基本就是以我自己的创作为例了。

  沙丹:其实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了,但这又是一个关于抉择的问题,我相信如果您继续往下走的话,“前途”应该没问题。但您最后没有选择走仕途,这是为什么?

  谢飞:我其实是想当电影学院院长的,哈哈哈。当时我有一段时间到欧美访学,把欧美所有的电影学院都跑遍了。回来之后做了很多讲演,我们要怎么改革,要建立什么样的大学。我的理念当时可能是先进了一点,所以就没当成院长。

  但好处就是我有时间当导演了,拍了《本命年》和《香魂女》。电影学院的院长我还是想干的,因为我有很多关于管理、教学的理念,需要三五年的时间来搭建框架,只有院长才有可能做到。

  但这条路离我的喜好就太远了,幸好我坚持做一个导演,做一个老师,做到今天80岁,还是非常完满的。

  沙丹:王垚也在电影学院工作,您觉得谢老师是一个怎样的师长?

  王垚:我用一种时尚点的说法,谢老师是狮子座,所以一直很有想法和行动力。谢老师其实是中国最早的电影节玩家。大家可能听过一些第六代导演的故事,比如张元拎着《妈妈》的拷贝去了全世界好几个电影节,其实谢老师早就去过了。自己拎着拷贝到戛纳电影节的办公室,说我要投你们电影节,对方也很蒙,看了之后就入围了一种关注,就是《湘女萧萧》。

  为什么我们在看电影史的时候,谈到第四代导演的时候,要数到四五个才到谢老师,但今天我们说第四代时,第一个就是谢老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片子看得到。谢老师很早就注意到电影节对导演、对电影的作用,但第四代很多其他好的作品外国学者都没有看过,就没有传播。包括现在,2008年的时候谢老师还在鹿特丹做了一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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