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门阀士族四大家族(魏晋门阀士族崛起的原因)

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表现形式，萌芽于东汉，形成于曹魏，发展于西晋，到东晋其势力已达顶峰，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态势，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直至南北朝后期逐渐走向下坡路。隋唐时期，科举兴起，门阀制度也走向消亡，而唐末农民起义则彻底扫荡并结束了门阀制度。

东晋四大家族是门阀制度最突出的代表，家族势力大到能左右皇室的决定，轮流掌控着东晋的实际政权，这四大家族分别是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龙亢桓氏，可以说四大家族几乎贯穿了整个东晋历史。

琅琊王氏

琅琊王氏，是王姓的郡望之一，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琅琊王氏自临沂衣冠南渡、举族迁居金陵，一直都以北土地名为称呼。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后，琅琊王氏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司马睿的发迹，和琅琊王氏是分不开的，得到了王氏家族王导、王敦兄弟的大力支持。

王导（276年～339年），字茂弘，东晋开国元勋，政治家、书法家，东晋中兴名臣之最。

在此期间，王导主内，位高权重，联合南北士族，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政令己出；王敦主外，则总掌兵权，专任征伐，后来又坐镇荆州，控制建康。 朝中官员75%以上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

晋元帝司马睿意图削弱王氏势力时引发王敦不满，在荆州造反，都城建康也被攻破，司马睿甚至不敢追究在朝中辅政的王导，最终抑郁而终，后来王敦病逝，叛乱才落下帷幕，而王导继续担任宰辅，辅佐了后面的明帝、成帝两任帝王，成为东晋初期的实际缔造者和操纵者。

王羲之（303年—361年），字逸少，东晋大臣、书法家，有“书圣”之称。

王导死后，琅琊王氏虽然人才后继不足，但是先后出过8个皇后，与皇室公主联姻的有20多人，政治地位不可动摇，对整个东晋王朝影响至深，又出了不少如王羲之、王献之风流雅逸的文化名士，在南朝一直都是顶级门阀，为官做到五品以上的，有161人，其中，做到一品官的，达15人，直到两百多年后的侯景之乱王氏才衰落下去。

颍川庾氏

庾氏家族来自颍川，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名门望族。西晋末年，颍川庾氏因北方五胡政权的入侵而追随南渡士族的队伍中，并以侨姓士族的身份加入东晋。高光时刻主要集中在庾亮、庾冰、庾翼三兄弟身上。

庾亮（289年~340年），字元规，东晋时期名臣、名士，明穆皇后庾文君之兄。

司马睿到江东后庾亮入其幕府，担任司马睿世子司马绍的老师，而庾亮的妹妹庾文君也被选为世子司马绍的正妃，庾亮也因此受到扶持和王导分庭抗礼。晋明帝死后，庾亮以国舅的身份成为辅政大臣，由于引发了苏峻、祖约之乱，庾亮在平乱后自贬为豫州刺史、出镇芜湖，遥控朝政，与居中辅政的王导对立，后接管了荆州势力，权势达到鼎盛。庾亮死后，庾冰、庾翼兄弟先后接任，拥立了晋康帝，基本上掌控了东晋的军政大权。

庾翼死后，庾氏后继无人，在其后，庾氏成员有著述及文事活动者有14人，而南北朝时期，见于史籍的庾氏文人仅8人，在东晋四大家族中属于影响较小、实力较弱者，

龙亢桓氏

龙亢桓氏在高平陵之变中原本因为站错了队而衰落。永嘉之乱后，桓彝渡江后投奔司马睿，因与庾亮是故交，所以受其举荐一路高升。桓彝在苏峻之乱中抵抗叛军而战死，桓温因父亲与庾氏兄弟的关系倍受照顾，不仅娶到了南康长公主还在庾翼死后接手了庾氏在荆州的势力，后来靠自己的本事打下了赫赫战功。

桓温（312年～373年），字元子，东晋时期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权臣，晋明帝司马绍女婿。

桓温在灭成汉、三次北伐后权势达到鼎盛，打出了东晋的威风，东晋的几乎全部国土都被桓氏控制，桓温为了展示权威甚至废掉了皇帝司马奕，生出了篡晋室自立的野心，但桓温终因北伐屡败、其他士族反对等原因没有篡位称帝，也奠定了家族不可动摇的地位。

桓温死后，弟弟桓冲接管荆州，未有以权臣的姿态凌驾皇室，但其朝中地位同样崇高，桓冲死后朝廷一度夺回荆州的控制权，但随后又被桓温的儿子桓玄夺走。桓玄起兵进京废掉晋安帝，于403年正式篡位建立“桓楚”政权，但不得人心，北府兵将领刘裕起兵反对桓玄，桓玄兵败身死，桓氏政权迅速崩溃，整个龙亢桓氏也被踢出江左士族行列。

桓玄（369年～404年），字敬道，，东晋权臣，大司马桓温之子，桓楚开国皇帝。

桓氏亲族中，只有桓冲之孙桓胤被特赦，但后来桓胤为晋廷所杀后，桓氏一家，彻底烟消云散。

陈郡谢氏

陈郡谢氏起家于魏晋时期，谢氏的谢鲲在八王之乱中倒向东海王司马越阵营，后来谢氏兄弟谢鲲、谢裒等追随司马睿南渡，在东晋前中期地位并不算特别高，谢氏的发迹则是从谢安这一辈开始的，谢安的堂兄谢尚、大哥谢奕、二哥谢据出仕后，家族的名望与日俱升，到谢安任相时期达到顶峰。

谢安（320年~385年），字安石，东晋时期政治家、名士，江左风流宰相。

谢安虽然曾受过桓温提拔，但当桓温企图篡位时，他与出身太原王氏的王坦之一同成功阻挡拖延桓温。在桓温死后，谢安被提拔总领朝政，与荆州的桓冲对抗。谢氏子弟开始大量入朝为官，其中谢奕的儿子谢玄在京口训练了影响南朝历史的“北府兵”。

谢氏的权势在383年的淝水之战后达到鼎盛，谢安坐镇中央指挥，谢玄、谢石等谢氏子弟在前方冲锋陷阵，战后谢安甚至到了赏无可赏的地步，因而谢氏成了重点打压对象。可惜，谢安之后谢氏与当年琅琊王氏一样后继无人，谢安、谢玄等去世后，谢氏门第虽高一直持续到侯景之乱，但再没出过谢安那样地位的人，不过文史上有名的谢灵运、谢朓也是出自陈郡谢氏一族。

谢玄（343年～388年），字幼度，东晋名将、军事家，谢安的侄子。

世间后来多以“王谢”并称，成为中国古代世家大族的代名词，但与王氏比起来，谢氏还是有差距，一品官员仅出了4人。

魏晋门阀士族崛起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原因。

九品官人法的出台

黄初元年（公元 220 年），刚刚继位的曹丕在颖川士族陈群的建议下推行一种新的选官制度。九品官人法，亦称九品中正制，即由中央设置在各个州郡县的大小中正来区别品评人物，以九品划分，以便为吏部的选拔任用提供相应的参考依据。它把汉代以来的士族特权以法定形式固定下来，使高位世袭成为可能。

九品官人法创立的最初目的是承袭察举旧制，适应由于战乱导致人民流离失所不便察举的现况，同时把地方名士纳入政权控制。使"清议"之风为统治服务也是其诞生的重要意义。实行之初，的确做到了以人才论优劣，而不以门第区别高低的效果。

但是，政治动荡导致社会信任感普遍缺失，政权更倾向于从统治阶级内部爪牙中选拔官吏，出现统治集团封闭化现象。此外，连年的战乱使遍及地方的私学毁于一旦，只在少数大家族才保留有文化。与家世相比才德更不易考核界定，也容易滋生欺世盗名之辈。

在这些原因之下，选官越来越不重才德，家世上升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标准。根据九品中正法的品评方式，父祖世居高官才能在家世品评中居于高位，以此来获得官品，这就导致寒门子弟几乎无晋升之可能。

吏部依据中正官所定的中正品来确定官品，根据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研究，中正品和官品大致相差四品，即在中正品基础上加四品来确定官品。官品有九个级别，中正品分为上中下三品，内部又分上三品、中三品和下三品也是九级，这就意味着如果中正品被定为下三品就无任官之可能。

大小中正官都出身大士族，必然会维护自身利益，利用职务权势，相互暗箱帮助，将自己权势集团周围的人纳入"士人"阶层，从而世代垄断要职，上升并固化为享有世袭政治特权的门阀士族。为了确保士族门阀的特权地位，按照九品官人法的有关规定，凡取得中正所定品级尤其是上品高级者，一般即可获得成为"士人"的"士名"，跻身"上流"，定为士族者，还拥有一种特别户籍即"士籍"。

西晋司马炎执政称帝后，大力贯彻实行九品中正制，并加以扩大，两晋时期，门阀制度急剧发展。从而最终形成"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历史格局。权势在若干特定家族中传承，"九品中正制"也就沦为士族世袭官位的政治保障。据考证，在两晋南北朝三百年间，总共有吏部尚书 151 人，从士族门阀出身者 126 人，占总数 83%。

士族特权的法律保障

西晋代魏采取的是禅让制度的王朝更迭，并非经战火中造就的新统治阶级，统治集团成员仍旧为曹魏的膏粱子弟。曹魏太仆何夔之子为西晋太傅何曾，曹魏豫州刺史贾逵之子为西晋司空、尚书令贾充，曹魏司徒王昶之子为晋司徒王浑，曹魏尚书令裴潜之子为西晋司空裴秀，类似的还有很多。皇权对之前王朝腐朽所积累的弊病无法整改，只能采取纵容态度以换取支持，政治上完全代表了士族的利益。

士族门阀享有的经济特权，主要体现在品官占田荫户制和占山格等法令上。西晋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通过《户调式》正式颁布了品官占田荫户制的法律。这一法律使各级官吏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利益，他们以品阶高低所占有的大量土地无需向国家缴纳赋税，所荫庇的亲属免除课役。门下的衣食客和佃客可仅为主人提供服务、劳役、耕作而不受中央政府控制。

同时，依据品官占田荫户制的条文，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和士人子孙，即便无品阶，也获得相同的优惠待遇。尤其是"士人子孙亦如之"的内容，以法律的形式使"士人"的特权待遇进一步"合法"地延伸开来，成为一种长效机制。

品官占田荫户制中关于"士人子孙亦如之"的规定，维护了士族世代相传的地位成为士族门阀制度的产生的物质保障。继品官占田荫户制法律颁行之后，宋孝武帝大明初年又颁布了《占山格》，规定各级官吏均可凭官品高低依法占有与其级别相当的山林，并可将其计入私家财产。

魏晋之际"八议"和"官当"制度的诞生是官僚贵族司法特权法律化的集中体现。三国时期，魏明帝下诏改定刑制。在这次立法活动中，为了拉拢官僚阶层，巩固统治，曹魏政权以周礼的"八辟"原则为依据，正式将"八议"之法订入《新律》。

"八议"之法，是指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人物犯罪后，排除适用普通法律规定和正常诉讼程序，由皇帝选择高级官员商议，最后亲自裁决，其最终结果往往是宽宥处理。

明帝时，许允为尚书选曹郎，与陈国袁侃对，同坐职事，皆收送狱，诏旨严切，当有死者。允谓侃日："卿功臣之子，法应八议，不忧死也。"

这是"议功"的体现。

《三国志·杜畿传》载：

"恕（杜恕）下廷尉，当死，以父畿勤事永，死免为庶人，徒章武郡，是岁嘉平元年。"

这是"议勤"的体现。

北魏时期，"官当"制度正式形成，且范围进一步扩大，首创了以爵位抵罪并折当徒刑的制度。《后魏律·法例律》规定：

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

"官当"制度虽正式确立于北魏律，发展完善于陈律，但其最初发端于晋律。

因此，继曹魏时期"八议"之法正式入律后，西晋以降"官当"制度的开始出现，都标志着魏晋之际官僚贵族司法特权的法律化制度化。由于突破贯彻皇权意志的律法的实际上意味着士族权力对于皇权的变相否定。

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 276 年）创立了国子学，第二年规定"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子学"，以法律的形式将教育特权划定在士族范围内，使其成为专职培养士族子弟的教育机构。魏晋之际，伴随门阀士族势力的急剧膨胀，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律法上的等特权被固化为法律，最终推动了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

士族的超然地位

西晋初，九品之弊已经凸显，以卫瓘、刘毅为代表的有远见卓识的大臣陆续请求废除九品中正制，皇帝均未采纳。在皇权的纵容下，士族取得了最自由的发展时机，自我意识得到了充分表达，魏晋风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清雅的一笔。

魏晋士族为当时典范受到追捧敬仰，也得益于其对自身行为的严格约束和对优良门风的维护。正如陈寅恪所说：

"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经济上，士族封山占田，拥有土地和依附民，富可敌国，在扶贫济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文化上，士族注重对子弟经术、玄学、文史等学术文化以及性情和爱好的培养。女子也有机会享受同等教育，涌现例如谢道韫这样的才女。

同时，士族重视礼仪、熟悉朝仪典章、恪守孝义之道，看重社会评价，以家训规范子弟言行。军事上，大族都建有坞堡，有军事武装势力，可以帮扶州县长官护佑地方安全。战乱时期士族集体迁移，充当流民督护，起到了稳定地方的作用。

社会影响上，士族在兴学校，敦风俗，注重教化方面，往往身体力行做好表率，言行举止和礼仪规范被世人争相效仿。社会动荡时期国家对地方上的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赖士族来完成的，士族成为良好乡里秩序得以维系十分重要的支撑。

士族在教育、财力、社会地位上的显著优势决定了其地位的超然。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地位高下之差甚至连皇帝也无法改变。南齐中书舍人纪僧真为齐武帝心腹，但他出身贫贱，向皇帝请求允许他做士族。齐武帝表示此事他无法做主，只能获得当时大士族江斅、谢沦认可才行。他去江教家拜访折辱而归，感叹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刘宋孝武帝母路太后出身寒微，其兄路庆之之孙路琼之以外戚身份自鸣得意。与王导五世孙王僧达为邻居时，一天，他特意装扮一新去拜见王僧达，王故意问他："昔日我家养马的奴仆路庆之，是你的什么亲戚？"当场给他难堪。之后，路太后向儿子哭诉，孝武帝竟然也不认为王僧达有错。可见，魏晋时期的寒素差别如此深入人心，帝王之家也值得折服。

门阀士族为保持尊贵身份地位，血统不被混淆，注重门第婚。曹魏之际士族间自发相互联姻，到东晋南朝则发展成为不可违背的原则。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颖川荀氏、汝南袁氏、太原王氏等，都为一流高门大族，世代互为婚配，彼此都有姻亲关系，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集团。王导的孙子王珣娶谢万之女，王珣的弟弟王珉娶谢安之女，王僧达娶谢景仁之女。

士族自视甚高将与庶族连姻视为奇耻大辱，太原王元规少孤，兄弟三人随母依附于舅家，刘瑱资财巨万认为可凭此嫁女给元规，遭到拒绝。南齐士族王源嫁女给富阳满氏，满氏门庭低微。以现在的认知来看这本是家庭内部事务，但在当时却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御史中丞沈约为此上表请求政府予以干预，革除王源的官职，并"禁锢终身"。甚至侯景之乱的产生，也有士族门第婚的影响。

（侯景）又请娶于王、谢，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

门第决定能否为官以及官阶的高低，但如何判断是否为士族，甚至士族内部的高下，不同房支的地位士族家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参考依据，甚至士人交际的指南。士族十分重视谱牒的修撰，谱系之学遂成士族子弟必须研习的学问。朝廷对此也非常重视，曾设专门的谱局主持此项工作，置郎和令史来执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