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学之父(中国地质学之父是谁)

中国地质学之父是李四光，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蒙古族，地质学家、教育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元勋，2009年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李四光出生在今湖北省黄冈市回龙山镇下张家湾村，父亲李卓侯靠教私塾与开荒种地为生。时值清廷腐败，列强入侵，洋务派领袖之一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开办官费新学堂，有强烈求知欲望的李四光向父母提出要到省城求学，于是借得路费赴武昌。十二岁那年，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武昌商业小学堂。张之洞在全省办的几所高等小学堂有一个规定：成绩优异的，不受学制限制，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日本去留学。李四光十五岁时，连续三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破格派到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日语。出国护照发下来了，由于内心激动，填表时，他在竖写姓名一栏中填写年龄，写成了“十四”。这张表是花钱买 的，为了省下这笔小小开支，他急中生智，将“十”改成李字，又受到大厅中匾额“光被四表”的启发，加了个“光”字，于是，李仲揆又名李四光了。

但李四光并没有报考地质专业，因为他亲眼见到列强的轮船在长江横冲直撞，欺压我渔民，决定选择造船专业，以求坚船利炮救中国。于是，他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期间，得知革命先驱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国同盟会，他立即赶去参加，并在孙中山的主盟下，宣誓入会，与比他大八岁的广西马君武同是同盟会的创建会员之一，李还是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当时只有十六岁。孙中山摸着他的头亲切地说：“你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很好，有志气……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还亲自传授他一些联络手势和暗号。

1910年，李四光毕业回国，按清政府规定要赴京考试，因成绩为最优等，被授“工科进士”。但他不以功名为意，投入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成功后，二十二岁的李四光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同学马君武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可惜后来大权为袁世凯窃取，政局日非，掌管全省的农、林、工、商、矿及一切实业行政事务的李四光报国无门，大失所望，决心再读书十年，以积蓄力量。于是，他向孙中山提出到国外留学的要求。孙中山认为李四光等人“有功民国，向学甚诚，未便淹没”，便指令列为特案全数派遣。第一批出国留学的有二十五人。李四光基于矿产尤其是煤、铁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选择到当时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去寻找科学救国的道路。1913 年，他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一年之后，他觉得采矿离不开地质，便又转入地质科学习。七年后，他完成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16年李四光（右）留学英国期 间在矿山打工时留影。

此时，留学法国的勤工俭学同学会请他去做讲演。在去巴黎的路上，他想到毕业了即将回国，但国内却是一片混乱：从武昌首义成功到袁世凯称帝，从蔡锷云南起义到组织“护国军”，袁世凯虽死，但国内仍是军阀混战，而外国列强明争暗斗，环伺中国……他深知国内未来的路仍是道路崎岖，举步维艰，不禁激情迸发，掏出随身携带的五线谱纸，提笔谱写成一首名为《行路难》的小提琴曲——李四光纪念馆馆长马胜云在《李四光和他的时代》一书中称：“中国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由此诞生了……它低沉的主调中带着亢奋的强音，起伏交错之间伴随着奔放向上的旋律：‘行路难，行路难，多歧途，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毕业后，李四光的老师鲍尔敦教授对他说：“你可以留在我身边，继续从事研究，争取博士学位，经费由我提供。”见李四光不应声，他又与其他几任教授对李四光说：“假如你想出去干一番实际工作，我们可以介绍你去印度（时为英国殖民地），到我们英国人开办的矿山去当地质工程师。作为我们英国政府的雇员，你的社会地位和工资都会很优厚。”他婉言谢绝了恩师的美意，坚决回国， 他知道，在外苦读七年，“蔚为国用”的时候到了。

1920年5月，他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到北大地质系开始了教授生涯。他一面教书，一面进行科学研究。煤在工业生产中作用十分重要，被称为工业的“粮食”。当时，中国哪里有煤？储量如何？这是一个空白。李四光决心搞清我国煤的分布情况。他多次深入我国北部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煤田地质调查，采集古生物化石“䗴”进行研究。

战火中地研所迁桂林雁山

李四光与广西桂林结缘，是在1937年。之前，他应蔡元培的邀请，在上海筹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任所长，并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六次年会上被选为会长。后来，他根据中英两国交换教授讲学的协定，到英国伦敦、剑桥、伯明翰的八所大学，演讲《中国地质学》，回国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四光就意识到这场战争终究不可避免，还预料到战争爆发后，要想长期保守沿海及滨江重镇，事实上恐难办到，将来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应在内地，应该早到内地去做准备工作。于是，李四光与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留日老同学马君武商量，拟在广西大学内设立一个科学实验馆，招纳技术人才，从事种种战时必需的物资器材的研究。

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桂系领袖李宗仁的赞许。

李四光与李宗仁也算是老朋友。1928 年，李宗仁任国民党武汉政治部主任，时国民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决定以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合并有关院校，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为给武汉大学筹建新校舍求赞助，大学院代院长蔡元培给李宗仁写信，介绍筹委会成员李四光等人到武汉来见李宗仁。据《李宗仁回忆录》 中说：

民国十七年秋间，李四光、王世杰、彭学沛等鄂籍知名教授回到武汉，和我磋商，拨款兴建武汉大学于珞珈山。我也深觉建国之道，首需人才，故在军费极其支绌之时，慨然先拨款二十万，以资提倡。省府不甘落后，也筹拨相同之数。后来该大学竟成为全国最壮丽的学府建筑。

在桂林建科学试验馆，李宗仁是求之唯恐不得，李四光得遂所愿，当然十分高兴，他跃跃欲试，恨不得早日到桂林来大展宏图。但议论未定，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如今迁所，他心中的理想地首选当然是广西。

想迁所到广西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作为一个纯科学家，于政治而言，虽然是一个局外人，也不愿意参与政治，甚至有些讨厌政治，但他绝不是一个糊涂人。他环顾各省，意识到 1936 年蒋介石虽然平息了“两广事变”，但李宗仁曾任第五战区司令官兼安徽省主席。李、蒋之间矛盾重重，依然如故，不可能一时化解。李四光原本就不愿意与蒋介石合作，若是把研究所迁到广西去，离蒋介石政府远一些，也许可以摆脱一些蒋的专制与控制，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放手做一些于抗日有益的工作。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李四光决定把地质研究所迁往桂林。而科学家丁西林（即丁燮林），也决定把他领导的物理研究所迁到桂林。他们亮出的理由是重庆机关太多，广西文化落后，迁几个学术机关去会有些好处。作为主管，代院长朱家骅未明确应允，也未公开反对。

李四光（中）在桂林。

1937年11月下旬，在李四光的带领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一行，开始把图书、仪器及所内人员，雇了两条木船，溯江西上，向桂林进发。由于交通等原因，只能运走急用之物，其余图书、标本寄存。时值严冬，江上寒风刺骨，李四光带领全所人员及家属，在兵荒马乱之中，颠沛流离。且当时生活极为艰苦， 由于劳累过度，李四光心脏病复发，途中又无医院可救治，只好忍着痛靠岸，在一个茶馆借了一张靠椅，躺着休息一会，再作前行。船过黄冈，经武汉入洞庭湖到长沙，后又沿湘江奔衡阳，历尽艰辛，终于赶到桂林。

桂系领袖重用大科学家

桂林，这座号称“山水甲天下”的秀丽城市，是当时广西省政府所在地。自抗战以来，特别是南京、武汉、广州失守后，这里云集了许许多多的知名人物，一度成为名震华夏的文化城。

李四光的到来，受到桂系领袖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的盛情接待。雄心勃勃的新桂系首领，当时正期盛年，正思有所作为，他们在国民党内部大力培植自己的力量，也处处防范蒋介石的吞并和渗透，对李四光这样一位素来不与蒋介石合作的著名科学家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关注。除了广西大学聘李四光为教授，广西省政府也委以重任，让他兼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研究员。

尽管得到广西政府热烈欢迎，但是初来乍到，地质研究所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最使李四光头痛的三件事：住所、防空及经费。

所里同事的住房一时难以解决，桂林虽然以洞多著称，但在市区则离岩洞较远。初到桂林时，地质研究所与物理研究所合租了环湖东路的一座两层楼房，但不久便被日机炸塌了一半。1938年6月，只好搬到乐群路四会街12号蜀园，以其作为临时所址。这是一座十分破旧的建筑物，只能存放一些物资。李四光只好亲自设计，大家动手，在杂草丛生的院里，盖起两排简易木板房，暂作办公室和 宿舍，聊以安身。在此工作、生活了两年后，才搬到良丰。

办所的经费问题则是大难。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拨给科研单位的经费极少，还一再削减，而物价又不断上涨，李四光所领导的地研所不仅办公费用难以维持，连职工生活也成了问题。李四光这位大科学家，抽的是用本地草纸做的烟，一股臭味，穿的是土布灰色衣装。有一回，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找他谈话，他老用手捂着膝盖，黄问他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他的裤子破了个大洞。在这样艰难环境下如何搞科研？李四光不向重庆方面乞求，他毅然决然地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把一部分技术人员借给有关机关，如到重庆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云南大学教学。这些人的薪水由借用单位供给，工作则仍与该所保持联络。 这样借用单位得到急用的人才，而地质研究所又减轻了部分负担。

二是加强与地方有关部门的合作。地研所迁到桂林后，李四光与同仁们商量，决定今后应以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和广西为勘探范围，这一带矿产丰富，而详情尚未查清。在此期间，除研究地层、地质构造外，要特别注重矿产资源的寻找与开发。首先是在广西，对柳城大埔煤田和罗城小长安煤田做了较详细的地质调查，并有所发现，解决了部分急需；同时对铁、铜等矿产进行了考察。这些调 查项目都与各省的建设厅合作，调查费用由对方负担。

三是尽量依靠地方当局的支持。李四光到桂林后，打算在广西做出一些科研成果来，他带领同事们对广西的地质做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建立了广西“山”字 形构造体系，并对桂北及大瑶山地区的第四纪冰川遗迹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

1939年9月，李四光写了《建设广西的几个基本问题之商榷》，发表在《建设研究》第二卷第一期上。文章无情地指责了国民政府在建设方针政策上的种种错误，分析了建设广西的重要性，指出“广西防御的设施，决不可以仅作为地方建设事业看待，而应该当作整个国防上的重大问题，做有效的处置”。

在广西建设研究会近二百四十位研究员中，李四光认识了一位叫范长江的新朋友。范长江约三十岁，年轻热情，是著名的新闻记者，他曾给李四光介绍延安抗日自救的感人事迹和西安事变时中共如何从民族利益出发，促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自此，李四光对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十分敬仰。

创建桂林科学实验馆

李四光刚到桂林时，与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马君武会晤。李四光直截了当地说：“此时来桂林不是避乱，是想要旧话重提，在广西办一个科学实验馆。”这件事体重大，两位科学家立即动身，前往省主席的官邸见黄旭初，畅谈建馆之事。黄旭初与他们一拍即合。1938年秋，桂林科学实验馆在良丰正式成立，省政府特任李四光为馆长。

该馆的主要任务：一是应用自然科学从事研究各项实际问题；二是搜集各项可供科学研究之材料，并配备各项科学工作必需之工具；三是协助广西科学教育之发展。

科学实验馆成立后，因受战时种种限制，各种应有的设备大多未能按计划完成，但在李四光等人的努力下，已初具规模，建立了发电所、金工、木工、电工等工场，有各种科学材料样品，还有科学仪器模型室、陈列室和图书室以及化验室、实验室、研究室。该馆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有自制的多种无线电机，最小的能放进衣袋之内，携带方便；有自制的简易测量仪器，用一只手就能操作。此外，还大量生产医疗用的玻璃器皿和学校教学用的仪器；研究了防止疟疾传染的办法……这些研究，很是适合抗日战争时期的军民两用。

桂林科学实验馆与广西省立艺术馆相继在桂林成立，是抗战时广西在文化建设上的两个创举，也是广西之幸。

桂林科学实验馆在良丰与广西大学遥遥相对，仅一条马路之隔，也使广西大学直接受益。这时，广西大学已由省立改为国立，校长是马君武博士，两人感情很深。有书说还是马君武邀李四光把地质研究所迁来桂林的。西大的理工学院有个数理系，分物理、数学两个组。马校长请李四光每周给物理组的同学讲两个小时的地质力学。李四光每次讲课，不管哪一个专业的学生都跑过来听课，常常挤得大教室水泄不通。当时，外国有些石油专家曾断言中国不会有石油，而李四光则凭着他的地质力学理论，就断言中国一定能开发出石油来。加上他那引人入胜的言词，给青年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遗憾的是1940年8月1日，马君武便因胃穿孔病逝于任上。李四光闻讯深感悲痛，他说：“将近四十年来的旧事，和着眼泪在脑海里翻来覆去，既不能忘，不如借此机会付诸笔墨。”他写下了《追念君武先生几件小故事》的悼念文章。9月18日，桂林市公祭马君武，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都送来了挽词。公祭会十分庄严隆重。在仪式上，李四光噙着眼泪，特地献上一碟花生米，这是他专托自己的秘书从桂林买回来的。他说：“马先生是我的好朋友，相交一世；他有胃病，却仍嗜好花生米。如今他不在了，借此祭奠，表示我的哀思而已。”

马君武逝世之后，有新桂系“保姆”“摇篮”之称的李济深，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他向李宗仁、白宗禧郑重推荐李四光担任广西大学的校长，李、白二人立即同意，并指示机要秘书谢和赓拜访李四光，并征求意见。李四光却以不愿担任大学行政事务为由，婉言谢绝了。

1941年7月，李四光在《建设研究》第五卷第五期上发表了《桂林科学实验馆概况》一文，当时，正值广西建设研究会举行第二十二次全体研究员大会，李四光以馆长和研究员的双重身份，特意邀请与会同仁前往实验馆参观，并亲自向参观者解说。该馆礼堂的天花板上，用各种线条和有色灯泡布置成太阳、地球和月亮运转的情形，很是吸引人，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科普环境，帮助人们理解自然科学知识，起到了积极作用，令参观者产生极大的兴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确立广西“山”字形构造

地质研究所迁桂林之后，李四光就与大家商量，决定今后的工作以鄂西、湘西、广西为范围，因为这一带矿产极为丰富，而详细情况至今尚未查清，如果战争再向腹地延伸，则把工作集中于贵州、广西两省。如有必要，还可以加上云南。根据这一部署，全所除了研究地层和地质构造外，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到矿产资源的寻找和开发上。

由于抗战之后，长江与华南一带煤的供应相当困难，于是，他们又组织力量对煤田进行调查。结果在鄂西季溪河流域找到了可供开采的煤层数处，在广西柳城大浦以及罗城都有所发现，并解决了一些地区的煤荒问题。与此同时，他带领同事对广西地质做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确立了广西“山”字形构造体系，并对桂及大瑶山地区的第四纪冰川遗迹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一个初夏的清晨，李四光起身后站在雁山住室的阳台上，往北看得出神，忽然，他激动地叫起来：“快叫大家来看，这不是一幅活动着的‘山谷冰川’再造图吗？”原来，往北望去，海洋山一带，漓江对岸的石林，白色的晨雾迷漫，沿着开阔的山谷，慢慢向下流动，很像现代山谷冰川的现象。

“山”字形构造，是李四光所开创的地质力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代表了地质构造的一种类型，广西“山”字形构造的确定，是李四光到达桂林后，和他的学生张文佑等人组织的地质调查队到广西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后得出来的。他们的足迹遍及广西七十多个县，对广西地质做了认真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地质资料，并绘制了1∶25万地质图，这是广西第一代区域地质图表。经过综合研究，他们发现广西中部有一条向南突起的十分明显的弧形山脉，弧的西翼是大明山和都阳山，弧的东翼是莲花山与大瑶山，弧顶则在黎塘以南的镇龙山一带。弧顶西侧是昆仑关附近露出的一大片由花岗岩组成的浆岩体，弧形山脉的内侧是柳江、红水河、黔江冲积的平原，其结构完全符合“山”字形构造前弧与马蹄形盾地的特点。然而当时没有找到脊柱，后经李四光的学生在元宝山一带找到南北向的褶皱带和断层，确定了广西“山”字形构造的脊柱，这样就进一步证明了地质力学 于“山”字形构造理论的正确。

1941年，李四光发表了《广西台地构造之轮廓》的学术论文，其后继续研究，先后发表了《山字形构造之实验和理论研究》《南岭与山字形构造》等论文。在广泛的地质调查中，李四光在桂北、桂东等地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否定了外 国学者关于中国第四纪不可能有冰川的结论。

为避政治罪，隐居僻野搞科研

民国期间，很多大知识分子心口如一，不怕得罪政府，不怕得罪权要，李四光就是其中之一。李四光作为一个大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着做人的操守与良知，不愿与腐朽的官场同流合污。鉴于李四光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声望，蒋介石多次表示要他出任教育部长或大学校长，他都拒绝了。

李四光在桂林时，每年都要到重庆去参加一次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会议结束时，蒋介石总是要宴请到会的知名人士，但李四光每次都借口有病或连夜离开，拒绝参加。1940年3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 会第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央研究院各所长均到。这一次，李四光的座位安排与蒋介石临近，李仍不出席。

宴会时，蒋问翁文灏：“李四光先生怎么没有来？” 翁文灏回答说：“重感冒，发烧。”过了一会，蒋介石又问陶孟和，陶孟和也说： “李先生病了。”幸免追查——这是1951年3月翁从法国回国后亲自对李四光说的。李四光十分感激地说：“翁文灏曾经救过我一条命。”

事后，李四光接到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密电，要他代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去印度与尼赫鲁会谈。电函往返多次，李四光均予以拒绝。李四光最后在电函中严肃表示：“……抗日战火弥漫，始而联英抗日，现又联印反英，出尔反尔，将何贻信于世人。两面美人，尤非弟所能为。请转达最高当局，另聘贤能。”

李四光心里明白，自己与马寅初一样，一贯不与蒋介石政府合作。蒋曾用高官厚禄来拉拢自己，如要他代表国民政府去印度会谈，后来又提出要李出任中国驻英国大使等，都被李四光拒绝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就不得不防了。

同时，他也知道桂系对他的态度开始改变：事因1941年8月，西大校长变更，高阳接替雷沛鸿任校长。但高阳在师生中印象不好，也不很受桂系欢迎，于是，地党发起“拒高学潮”。对此事，黄旭初是“决以坚毅态度，维持秩序到底”，先是五位学生被逮捕。学校积极开展营救，多方找人说情。其中就找到德高望重的李四光。

李四光年谱载：1941年，“广西当局逮捕西大学生，李四光受学生委托，三次找校长交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但是，桂系和高阳校长并不买李四光的账，共令十一人退学，四人休学，留校察看四人，予以警告两人。而1941年8月，日机由越南侵入，对桂林进行狂轰滥炸，也很不安全，政府当局决定疏散市区人口。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彬和他的一些学生也力劝他趁机离开良丰。

于是，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与地质所的几个同事带着罗盘、地质锤等，坐着一辆卡车外出调查地质，来到离良丰几里路外的架桥岭清平乡住下了。（据文友卯兴明先生考证，架桥岭横跨永福县罗锦、临桂区南边山、阳朔县的葡萄等乡镇，又称蒋家岭，今属临桂南边山乡升平行政村管辖。该村紧邻架桥岭脚，与阳朔县金宝乡相邻）这里十分僻静，风景优美，有合抱的榕树、丛丛的芭蕉，平地拔起的石灰岩山包围起一道天然的屏障。靠山脚的地方有十多户茅舍，一条清澈的小溪从村前流过。

原来，馆里有两个工人是这个村庄的，工人们平时对李四光这位大科学家都很敬重，李四光就是通过这两位工人在这儿租了两间茅屋，“隐居”了起来，专心从事他的学术著作。

夫妻俩在这宁静的乡间十分惬意，只是生活上有许多困难，尤其是在晚间，没有照明设备，看书写字很是吃力，这些困难都被李四光克服了。他在这里专心致志地工作，整理科研材料，草拟论文初稿。《二十年经验之回顾》《山字形构造之实验和理论研究》等重要著作，就是在此地完成的。

在吃的方面，许淑彬为了给李四光补充一些营养，特地买了一个小石磨，自己动手磨豆子、取豆浆、做豆腐，还养鸡生蛋；在房屋周围挖地种菜，青菜萝卜从不短缺，还不时托人捎点青菜、鸡蛋给良丰的学生们。周恩来得知李四光在桂林的情况后，派童小鹏前去了解、联系。

架桥岭的乡居生活成了李四光夫妇在广西最值得回味的一段日子，这段生活既艰苦清贫又充满乐趣。本地的乡亲们同他俩也逐渐熟悉起来，过年过节有来有往，不把他俩当外人。村上的孩子们也“李爷爷”“许奶奶”地喊个不停。秋夜在榕树下纳凉时，李四光还给孩子们讲星星的故事，惹得孩子们夜深了还不愿离开这位慈祥和蔼的“李爷爷”。

一颗奇特的小砾石

大凡搞地质的人都喜欢收藏矿物或岩石标本，李四光也珍藏了许多受到构造运动影响所形变的砾石标本。其中广西桂林有两颗石子曾在他的讲话中提到。

李四光。

1938年秋，中国工程师学会桂林分会成立， 李四光应邀出席并致辞。他在讲话中提到江西庐山和桂林雁山的两颗石子。雁山这颗石子是在桂林科学实验馆建馆时，从临桂六塘运来做建筑材料的砾石中发现，类似扁豆状，直径平均3.5厘米，其中部最厚之处约8毫米，由坚硬的硅砂质固结而成，边缘及两面均甚圆滑，显然经过流水的冲击，中间弯曲，几成直角，然无丝毫破损痕迹。成直角的两面之中，有一面微带研磨的痕迹。

这颗石子在普通人看来毫不起眼，李四光却知“这颗石子一部分历史，就是它先经过流水的冲击，然后又经过水流的挤压和推动”。大科学家能把平常的事物理论化，李四光又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换而言之，就是这些石头，在这种天然环境之下，不到它应有的力度，已经开始软化，岂不是材料力学上的谜？”

另一颗桂林的小石子却有些故事。这颗弯曲的砾石，是地质所的同事张更在 雁山村附近的第四纪冰碛层中发现的。这颗小石头引起了李四光的格外注意：砾石的成分是细粒石英砂岩，一般都认为是比较坚硬且性脆，而这颗砾石却具有十分明显的弹塑性。李四光得到这颗变形的小砾石，如获至宝，欣喜若狂，爱不释手，特意制作了一个小木盒，里面垫上棉花，将它珍藏，以免磨损，还经常携带在身边，不时抚摸。

1941年7月7日下午，广西大学在学校大礼堂举行第八届毕业生典礼暨新舍落成典礼，学校请李四光做一个学术演讲，演讲的内容就是关于一颗特殊的弯曲九十度的小砾石。他把这颗小石子定名为“马鞍石”。在会上，李四光论述了这颗砾石的弯曲形变，显示岩石的弹塑性和塑性形变。他提到了研究各种构造类型的形变规律，研究地质构造岩石变形，都应考虑岩石的力学性质，考虑各种岩石对应力作用的表现，如岩石的弹性、塑性、弹塑性、滞弹性等，这就需要结合地质现象做些岩石力学方面的试验，了解各种岩石在不同加力的条件下的反应。

讲到这里，李四光非常兴奋地说：“在这方面，自然界给我们做了不少实验。”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把里面装的马鞍形的小石子，让大家在下面传递欣赏，并兴致勃勃地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的地质，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石头，它告诉了我们很有意义的知识，它比宝石还要宝贵得多。”

万万没有想到，在听众中有人以为这颗砾石是“无价之宝”，居然暗中藏匿起来。演讲完毕，奇石却不翼而飞了。李四光暗自叫苦，悔不该拿出来传递欣赏，并再三解释，这块石头不是宝石，除具有科研价值外，分文不值。尽管如此，会议结束后仍不见有人送回石子。会后，李四光只好请广西大学出个布告，请藏石者交出砾石，并给予一定奖赏；若不便直接交还，可置于校园某棵榕树洞内，并请留下地址以便送赏。可是过了两天仍未见动静，直到第三天，才在那棵指定的榕树洞中发现了变形的石子，但没有留下地址和姓名。

经过此番折腾，他很少再拿出这颗小砾石了，像宝贝一般珍藏在身边，直至逝世。他在1946年还特地写了一篇名为《一个弯曲的砾石》的短文，寄给英国《自然》杂志，介绍给同行爱好者。他认为，“砾石是由于在冰川的荷载下，以某种方式变形的”，“变形是由于砾石的一半被固紧，而另一半受到冰流的前推作用所形成的”。

马鞍石的发现，成了李四光本人划时代的代表作《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的前奏。

恋恋不舍告别广西

1941年秋，李四光带着孙殿卿、马振图和王文瑞诸位同事，对南岭东段进行了一次重要考察。这次南岭东段之行，历时两月，李四光和他的助手得到了十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鉴于李四光在国内外的名望，这一年的“丁文江先生纪念基金委员会”讨论后，一致赞成把第二届的奖金授予李四光，但在1942年3月的年会和授奖仪式上，李四光却没有出席。他在会议之前就带着几个助手到外地考察去了。张更代表李四光接受。

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翁文灏在会上高度评价李四光的贡献，说： “地质科学在国内研究精神之提高，先生之力极大。”

委员会主席杨钟健在致词中说：“李先生在地质界推进之功，至为显然。丁先生第一届奖金的得主为田奇镌先生，是李先生的学生；及今天代表本会授第二届奖金的鄙人，也是李先生的学生。在座诸位会员中李先生的学生占了一大部分，然本会授奖金给李先生的主要动机，还在于李先生的研究方面。”

接着，他详细介绍了李四光的治学经验，并概括为“博、精、约”，他说：“李先生所以治学至于如此程度，实有三种精神： 一为有恒，李先生献身地质界二十年如一日，为同仁尽知之事。二为崇信，即治学求真之精神……三为能吃苦，地质工作者为第一苦事，李先生以高龄之年，不畏旅行之困难，与青年同人于役山中，在目下国内地质界同仁中，能以如此高龄而尚事实际地质工作者殆无第二人……如有人令余在国内地质界中可以推荐一人为同人等楷模、为中国科学界青年之模范，吾以为除李先生外，实无第二人可以当之。”

综观李四光在桂林期间，科研成果累累：在伦敦出版了专著《中国地质学》（1939年）和《大陆漂流》（1939年）；在国内刊出了《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第四纪冰期现象述要》（1940年）、《广西台地构造之轮廓》（1941年）《广西地层表》（1941年）、《地质物理学上之几个基本问题》（1941年）、《朱森䗴，䗴科之一新属》（1942 年）、《南岭何在》（1942年）、《中国冰期之探讨》（1942年）、《科学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1942年）、《南岭东段地质力学之研究》（1944年）等学术论文。

1944年6月，正当李四光带领地质研究所在桂林大显身手的时候，日本侵略者为挽救其失败命运，企图在中国战场上进行垂死挣扎，从湘桂路直扑桂林，同时又从越南进攻镇南关（今友谊关），包抄北上，形势异常险恶。

桂林虽是好地方，但并非久居之地，李四光考虑到在这外侵内患的动乱岁月里，恐怕只能“走得一步是一步，救得一命是一命”了，他立即通知研究所留在桂林的七八位研究人员，迅速准备，先到贵阳避难。6月27日，在桂林第一次疏散中，李四光终于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在此工作、生活了七年的桂林，带着夫人和同事们仓促起程，开始了艰难跋涉。

经过数月的险恶奔波，李四光同研究所的随行人员，终于在11月抵达战时陪都重庆。

1948年2月，李四光自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学会。他在国外时刻关注国内的变化，为了回到日夜思念的新中国，李四光机智地与国民党驻英大使进行斗争，终于回到了新中国。

1953年，毛泽东、周恩来把时任地质部长的李四光请到中南海，问他中国石油的发展，是走天然石油的道路，还是走人造石油的道路？我国天然石油的远景怎样？

——因早在三十多年前的1917年，美国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曾在陕西肤施一带打了七口井，因为收获不大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来中国搞调查，提出了“中国贫油”的论点，一时广为流传。但李四光根据自己多年对地质力学的理论研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野外考察的实践，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国的地质条件很好，地层下有丰富的石油。

从那以后，按照李四光的设计，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石油地质普查工作，大庆油田、华北油田、下辽河油田和江汉油田……在我国的土地上，竟然找到几百个储油构造。

星移斗转，李四光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更加紧了工作。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七级地震，他不顾自己重病，坚持亲自到震区考察灾情；1969年渤海发生地震，中央任命李四光为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这时，李四光不顾八十高龄，仍不辞劳苦，调查地震现象，视察地震、地质工作。1971年4月29日，由于动脉瘤破裂，这位在地质科学上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地质之父”永远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