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是指1600年至1699年的这一段期间。17世纪是殖民主义发展的一个世纪。17～18世纪的欧洲美术是美术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它上承文艺复兴，下启欧洲的19世纪。17世纪的巴洛克艺术影响了后来的罗可可艺术，影响了19世纪的 浪漫主义、印象主义以至20世纪的野兽派和表现派；17世纪的学院派古典主义影响了后来的新古典主义和立体派美术等；17世纪的现实主义艺术倾向，对后来的18世纪市民艺术、19世纪的现实主义也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17世纪时欧洲正是处在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兴起的阶段。

经济方面，农业、手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和西北欧一些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阶段——工厂手工业兴起。航海贸易开始繁密。

西班牙国王把王室专卖品火药的供应,把价格降低了四分之一。

同时他还制定政策,许诺为需要大批投资的革新项目或是极具风险的新事业减免税收。

在任西印度事务大臣时,加尔维斯设立了矿业法庭来领导一个行业公会,对矿业内部的所有诉讼都拥有裁判权。

新矿业法得以实施,法庭负责一个中央信贷银行,资助投资和革新。

银矿业的发展

1792年,建立矿业学院,调配了一部分来自欧洲的矿业学家。

除了这些措施外,这一时期人口增加,征募领取工资的劳动力没有什么困难;来自墨西哥城的商人和矿主合作,一笔笔周密的信用贷款支撑着银矿业。

安第斯地区矿业的复兴始于18世纪40年代,持续达60年之久。

但产量即使在180年前后的高峰期也没有达到16世纪90年代的水平。

在秘鲁,王室采取的措施与在墨西哥差不多,如降低水银价格、派遣专业技术代表团、建立矿业行会和法庭,但某些措施没有得到贯彻。

银矿业复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776年查尔卡斯检审庭辖区(波托西银矿和奥鲁罗银矿所在地)划归新成立的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后,这里生产的白银可以合法地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出口。

结果,利马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资金短缺,于是他们比以往更多地投资于秘鲁本地的银矿业,由此导致了塞罗·德帕斯科以及其他矿山的产量增加。

新王朝在内忧外患的挑战下继位。

早在17世纪80年代,葡萄牙人在拉普拉塔河口的萨克拉门托建立了据点,法国人从加拿大向南推进,建立了新奥尔良。

几乎同时,英法海盗穿过地峡一路烧杀劫掠,袭击太平洋沿岸。

巴拿马城、卡塔赫纳、韦拉克鲁斯、瓜亚基尔都遭到这些海盗的占领和抢劫。

在新墨西哥,普埃布洛印第安人发动叛乱,赶走了已有效占领这一省份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殖民者和传教士。

殖民地的混乱

同样,殖民地各省政府受到一个小的权势集团的支配。

他们由克里奥尔人中的精英分子—律师、大地主和教士,以及一些来自宗主国的长期供职的官员和进口商人组成。

在各级政府部门,出售官职十分流行。铸币厂的管理、消费税的征收和市长和地方长官的薪俸都分包给了总督府和省会中控制着进出口贸易以及信贷发放的商人。

面对这种现实,如果新王朝要从广大的海外属地获取利益,首先就得恢复对殖民地政府的控制,然后再创建出新的政府机构。

在第一位波旁君主任内,西班牙在殖民地的行政机构上没有进行大的变革,而主要致力于通过对官员的谨慎选拔来提高行政管理的质量。

一个主要的变革是把北安第斯地区(今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从秘鲁总督辖区中分出。

1739年,成为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以圣菲(今波哥大)为首府。这一变革反映了王室加强加勒比海岸、尤其是卡塔赫纳的堡垒防御的战略意图。

在这个新总督辖区内,委内瑞拉成为都督辖区,以加拉加斯为首府,实际上独立于圣菲。

卡洛斯三世时期,波旁王朝继续对殖民地的行政进行调整。

1776年,建立了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首府的拉普拉塔总督辖区,范围包括现在的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维亚。

上秘鲁被纳入新总督辖区,旨在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提供波托西矿山的财政收益。

检审庭建立

1783年,建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皇家检审庭。

建立新总督辖区反映了西班牙对拉普拉塔河河口地区大量的走私贸易的关注,同时也体现了对于可能发生的来自外国进攻的担心。

英国刚刚在附近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立足,葡萄牙在河口岸边建立了萨克拉门托据点,直接威胁到航运和蒙德维的亚市镇。

除了总督辖区的调整外,王室还成立了新的都督辖区:委内瑞拉(1731)、路易斯安那(1763)、古巴(1777)、智利(1778)。

卡洛斯三世又恢复了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总询察制。

巡察官由马德里派出,享有对总督及其他殖民地官员的行为进行调查和对殖民地事务直接干预的最高权力。

何塞·德加尔韦斯在任新西班牙总巡察长期间,实行烟草专卖,对消费税的征收加以整顿,从而保证运往马德里的税收得到立即增长。

他对水银和火药等专卖品实行免税和降价,白银产量得到提高。

他监管驱逐耶稣会士的工作,镇压了反对这项措施的民众起义,然后又派一支远征军去安定索诺拉。

加尔韦斯不仅在新西班牙成绩卓著,而且成功地使秘鲁(1776)和新格拉纳达(1778)接受了类似的询察,他还直接负责创建了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并派遣其门生胡安·安东尼奥,德阿雷切任秘鲁总询察长。

加尔韦斯成功地对殖民地的检审庭进行了整顿。

在18世纪前半期,富有的克里奥尔人尚有可能购买高级职位,并一度控制了墨西哥和利马的检审庭。

加尔韦斯出于对克里奥尔人的能力和忠诚的怀疑,采取措施从殖民地的新大陆的“再征服”高级政府机构中将克里奥尔人清除出去。

1782一1790年间,西班牙把在本土实行的监政官制度引进到殖民地。1763年,在古巴设立了监政官。18世纪年代,这项改革达到高潮。

1782年,在拉普拉塔总督辖区任命了8名监政官,两年后在秘鲁任命了8名监政官,1786年在新西班牙设置了12个监政官辖区。

其他地方,除新格拉纳达和基多没有设立监政官外,中美洲设立了5名监政官,古巴3名,智利2名,加拉加斯1名。

监政官由西班牙出生的王室官员担任,取代行政长官从首府对所在省份进行统治。

设立监政官制度的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和增加来自殖民地的税收。

根据监政官法令,废除了地方长官和市长,后者以通过商品摊派制压迫印第安人，而声名狼藉。在印第安人市镇,取而代之的是协助代理官，由监政官提名,总督确认。

设立新的总督辖区和都督辖区、实行询察制和委派监政官等措施,加强了王室对殖民地的控制,但同时也被当地上层人士看做对当地利益的侵犯。

例如,被取代的地方长官和市长长期以来通过“商品摊派制”与自己辖区内的印第安人进行贸易,出借资本和信贷,供应设备和货物,垄断本地区经济。

他们的财政后台—殖民地的投机商人—保证向新上任官员提供薪金和费用,而这些官员则强迫印第安人接受预付的现金和设备,用于生产出口农产品。

通过这种方式,王室省下了发薪金的钱,王室官员得到了收入,商人得到了出口农产品。

殖民地防御的完善

七年战争中哈瓦那和马尼拉的丧失,促使西班牙决定修补殖民地防御的缺陷。

在主要的港口加强了堡垒,并创建了殖民地军队,既有殖民地的常驻军和在宗主国与殖民地轮流驻扎的军队,也有由志愿者或征兵组成的殖民地民兵。

为了鼓励应征人伍,准许民兵队员享有“军人特权”,也就是让克里奥尔人在一定程度上让混血种人享受西班牙军队中早已享有的各种特权和豁免权,如免交各种王室和地方政府的税收等。

殖民地军官中,克里奥尔人从1740年的31%增加到1760年的3%和1800年的60%。

殖民地军队中克里奥尔人人数从1740一1759年的68%增加到1870年的80%，加强军事力量,一度效果明显。

“詹金斯耳朵之战”期间,英国舰队司令弗农对卡塔赫纳发动了猛攻,但始终未能在坚固的圣·菲利普·德巴拉哈斯(SaneFhePdeBarajas)堡垒的城墙上打开缺口。

1780年秘鲁印第安人叛乱后,王室采取措施加强控制。

民兵的作用被降低,防务责任归还给正规部队。正规军和民兵的高级军官一律由西班牙人担任,“军人特权”(特别是非白人军人的特权)受到限制,克里奥尔人沿着军队阶梯逐步提升的道路被切断。

王室一面加强行政管理,同时削弱教会权力。

1776年,西班牙国内发生暴乱,从马德里蔓延到昆卡、萨拉格萨、萨拉曼卡、埃斯特拉曼杜拉、安达卢西亚等地。

叛乱被镇压后,王室指责耶稣会士参与支持暴乱,于1767年下令从西班牙和美洲将耶稣会教士驱逐出境。

在殖民地,被驱逐者多数是克里奥尔人,例如从墨西哥驱逐的680名人中,约有450人是墨西哥人;从智利驱逐的大约360人中,58%是智利人。

虽然1767年没收耶稣会财产后,把大片土地和富庶的庄园，卖给了殖民地富有的克里奥尔人,但西属美洲人把这次驱逐看做暴虐行为,是在自己国家内打自己的同胞。

驱逐耶稣会会士后,一系列旨在取消教会司法权和自治权的措施随之颁行。

1795年,王室终止了教士享有的所有民事法庭豁免权,并规定在重大的犯罪案件中可由皇家执法官对教士进行审讯。

1804年,为增加税收,王室颁布“资产整顿法令”,命令殖民地所有教会收回所有的贷款、抵押,所得收人存人国库,由国库支付利息。此举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教会力量。

这一措施不但打击了教会,而且影响到许多以教会基金为资本和信贷的人的经济利益,如众多庄园主、商人、矿主。因为教会和修道院一直承担了一种非正式的金融机构的功能。

例如,在墨西哥,教会贷款给商人和财产所有者,给任何因购置财产或其他开支而愿意筹措抵押和贷款的人,年利率5%。

精英阶层面临破产威胁

很多精英阶层从教会借贷了大量资金,他们面临着破产的威胁。

这一措施遭到了强烈抗议,以至于除新西班牙外,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

随着1808年拿破仑人侵西班牙,这项法令被取消了,但在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留下了裂痕。例如,墨西哥未来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米盖尔·伊达尔戈神父,他的庄园就因为不能偿付债务而被征用。

波旁王朝的改革是西班牙在欧洲先进国家,特别是英国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而被迫采取的自救运动,是一场“防卫性现代化”。

在宗主国内,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改革现有结构,而不是设计新结构;基本的经济目标是改进农业,而不是振兴工业。结果是“西班牙错过了18世纪实现基本变革的机会,最终放弃了通向近代化的道路”。

在殖民地的改革是为宗主国的改革服务的,目的在于避免英国占领它的海外领地,掠夺殖民地资源以巩固君主制。

波旁王朝的政策似乎是成功的。行政管理的效率提高,防务得到加强,商业活动扩大,政府财政收人增长。

但是改革的代价是永远地疏远了殖民地的克里奥尔人精英,因为所有这些改革措施都削弱了他们的地位和影响。

因此,“最终促使西班牙美洲领地选择独立的原因是克里奥尔人的地位面临的挑战,而不是启蒙思想的影响或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