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于：世界儿童文学网
最近看了《双子杀手》，想聊一聊李安，这篇文章本来写于2018年的3月，一年过去，再看旧文，没有什么新的认识，但多了很多同命相连的自怨自艾。修修补补再发出来，希望给现在，或者曾经“在黑夜里大雪纷飞”人，端上一碗好的鸡汤。
01 差等生
1954年，李安出生于台湾屏东，父亲李升是台南一中的校长，治家甚有古风、教子也极为严格，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逢年过节在家里还要行跪拜礼。
李安小时候非常瘦弱，个子特别小，初一大概是一米三，高中才过了一米六。
更糟糕的是，他读书也不是很好，本心是个很脆弱、很乖的小孩，从来不敢反抗。
10岁那年，他家搬到了台南，老师都讲闽南话，台南实行的是日式教育，李安“上课的第二天，就因为数学考不好被打耳光”，“打完还要谢谢老师”。
16岁那年，他升入了台南一中，校长就是他的“父亲大人”。“在学校里远远看到他就绕路走，遇到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李安读高中时，有一事困扰很深，他觉得自己缺乏男子气概。他念男校，直到去台北读艺专才真正开始与女孩子相处，他的阴柔气质，很吸引女孩们找他倾诉感情故事（突然知道为啥我的女闺蜜那么多了）。
“我真的很不耐烦，我干嘛要听这些？她要交男朋友，跟我又没关系。“
回忆起高中时期的兴趣，李安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当导演。
“我高中时想当导演，但一直不敢当真，我的成长环境让我觉得，一进影剧圈就会变坏。但我很喜欢演戏，拍戏都不敢跟我爸讲，只说我去补英文准备出国念书，我在补习班交钱交了很多年，可是没去几堂，哈哈，我爸都不晓得。”
父亲原本期待他成为老师，但他却不是对付应试考试的料，两度高考落榜，第一年差了六分，第二年差了一分，也就在得知第二次高考失利的当天，他狠狠地摔下了桌上的台灯和课本。
经过漫长时间的沉默与独处，整理好心情之后的李安在父亲失望的眼神中就读了一所艺术专科学校。对此，父亲感到很没面子——只有无书可读的人才会去读专科。
好在艺校的一些经历让李安隐隐约约发现了自己当导演的某些天分。他在学校里卖力的去搞舞台剧，在灯光下，他觉得自己才是开心的。
可一到要回家的时候，他又开始忧郁紧张了。
父亲每每都在饭桌上责骂他：“天天拍什么这个那个，什么鬼样子！”，这时李安把筷子往桌上一放，走回房间，把自己锁在房里。
02 导演
也许是逃避父亲，也许是挽回一点高考失利的面子，在和父亲沟通后，他去了美国纽约大学电影系学习电影编导，那时，父亲对他的期望是：回来做一名老师。
叛逆的他根本没有把爸爸的话放在心上，在美国，传统的中国教育和西方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突，这既让他在留学过程中尝到了不少苦头，也为他日后的艺术道路提供了别人所不具备的先天条件。
凡是不敢为人先的他在课堂上，别人都滔滔不绝，他最多的时候，却是在听别人高谈阔论。但是，李安很快就发现了自己和别人的不同。
在实践拍摄的时候，那些平时课堂上唾沫横飞的同学，却总在很简单的事情上，弄得一团乱麻。而他却总是能够有板有眼，做得井井有条。
大学期间，李安拍了一个叫《分界线》的短片，荣获了不少奖，毕业后，李安就带着自己写的剧本和《分界线》，面试过无数家公司，每家公司都对《分界线》赞赏有加，让他充满希望，然后建议他修改自己的剧本。但修改几次以后，就如石沉大海，无疾而终。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大概就是37岁前的李安最真实的概括，除了怀才不遇，屡败屡战的经历，更让他为之羞愧与难当的就是为期六年的家庭煮夫生涯。
因为自己的脆弱和自卑，李安喜欢强悍聪明，独立坚贞的女性，正如他太太林惠嘉的性格，后来李安失业六年，果然是靠太太撑了下来。
毕业后，他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因为自己没有找到好的工作，就闲赋在家。每一天，他都像在等待“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回家”，对此，成名后的李安自嘲道：“我要是有日本丈夫的气节，早就剖腹自杀了。”
希望与失望交替的六年中，他不肯找工作，怕如果做了就是一辈子，再无拍片机会。
这期间，他也偶尔去帮忙拍片、看器材、当剧务，但都不灵光。有次他去做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看他去挡围观的人群，就开始笑。
人群里一个非裔女人还凶他：“敢挡？我找人揍你！”他连忙走开，后来只能去搬东西。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低潮时，他开始胡思乱想：
“要不然就是老天爷在开我玩笑，我只是来传宗接代的，说不定我儿子是个天才。”
六年里，李安最大的奢侈便是去吃一次肯德基，同时他创作一个又一个剧本，不断地改写以争取拍摄的机会，就这样耗了六年，他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
眼看着过了而立之年自己还是一事无成，李安甚至想到了去社区学校报读计算机的课程，以尽快自食其力。用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时的李安完全可以划入到事业、生活都无着落的“废柴”标签中。
好在妻子没让他去找赚钱的工作：“无聊的话就找个事做，不一定要是赚钱的事。安，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
哲学大师黑格尔说：“密纳发的猫头鹰只有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会起飞”。六年后，李安终于听到了秒针划过时空的声音。
就在最谷底时，机会来了。
他的剧本《推手》和《喜宴》在台湾得了新闻局优良剧本奖，其中《推手》在1991年得到了金马奖。
随着《推手》的一炮而红，李安一步一步走上了神坛，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李安：第一位两度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亚洲导演，第一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华人导演。
1996年李安的《理性与感性》获得了奥斯卡7项入围奖，此时他的父亲才逐渐认同了这个职业，但还是对李安说：
“照这个速度，到你50岁时应该可以拿到奥斯卡奖，也许到时你就可以满意，去找份正当的工作。”
很多人都不知道，李安一直戴着一支假名牌表，原先朋友送给他的是真表，后来坏了，他就买支假的，花了8块钱，然后自己买了支真的，送给了父亲。
其实真假很难辨认，真的送给父亲，假的留给自己，凭的是良心，还不只是孝心。李安受父亲影响很深，每部电影都有父亲的影子。
“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李安的 “父亲三部曲”中既包含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又探讨了在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中两代人观念的对抗。
这三部剧里，都有一个严厉权威的父亲角色，这和李安现实中的父亲有很多相近之处，而三部电影的主角也都是一个“脆弱”的角色。
李安说，自己每部电影里的主角，都带着他的影子。
03 父亲
49岁时，李安突然觉得自己江郎才尽，身心俱疲，他对父亲表达了自己的退隐之意。此时的父亲年岁已老，性情柔和了很多，他没有批评李安的草率决定，只是默默的写下一幅字：入山不必太深，下笔不必太浓，顶起钢盔继续往前冲。
从幼年到中年，李安与父亲的爱恨纠结，叛逆反抗，都在父亲过世那一天彻底平复了。
那一天，父亲12点要火化，身为长子的他把时间掐到精确至秒。
“因为父亲一生都是一板一眼的人”。
在导演《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时，当看到男孩派在孤船上独自面对风暴，朝着呼啸的海面大声呼喊“爸妈，对不起，我没能见你们最后一面”的这一幕时，李安触景生情，潸然泪下，泣不成声。
电影是他的入口，也是他的出口。他永远记得父亲教他写毛笔字时说的话：“写字要回锋，走到尽头时要回来，要圆润才完整、好看”。
李安做人如写字，做电影也如写字。
与父亲几十年来的相处让他学会了对人、对相反的意见，反映到电影的情节里，他都会给戏里的人物留一个回转的余地，一些爱、一些关切，一个活路，因此他的电影才给了人们许多想象回味的空间。
“在人生的道场修行，外在的苦难和折磨他都顶得住，可内心的牵挂却卸不了力。他有颗温暖的心会被伤害，有个爱的渴望需要满足，要达到虚无清静的境界，实属不易。”
这是李安对《推手》里的主人公的评价，更像是对他自己的评价，在被独特的亲情和爱情的滋养挣扎中，他低到了可以理解每一个灵魂里的温柔。
“与其说我的成功是从脆弱开始，不如说我很勇敢面对我的脆弱。我不在乎把它拿出来，也因为从事艺术的我有这种真诚，所以才会动人！我因为自己脆弱，所以很能同情别人的脆弱。”
中国男人通常不谈自己的脆弱，但李安认为很多脆弱时刻，让他找到了力量，看见了某些温暖。
正是因为自己脆弱，所以他很能同情别人的脆弱。而戏剧恰恰是检验人性、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艺术，强的东西不太容易动人，你脆弱时，大家就会替角色着急，帮角色演戏，这时，才是最动人的。
李安背的书包，是类似台湾书包大王的那种五十年代高中生背的。他说，他念纽约大学时开始用，坏了再买一样的。
拍《断背山》时，书包已经起了很多球，助理到唐人街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十八美元，越来越难买，因为没人要用了。
别人问他为何不换别的，他说：“还是这种最好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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