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佛教有三大流派，分别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

信奉不但度己还要度世的汉传佛教以大乘显宗的面貌遍地开花，南传佛教则以仅度己身的小乘佛法为主，多分布在靠近发源地东南亚的南方地区。

三派中最为神秘的藏传佛教则在地理、政治等因素影响下形成了一套鲜为人知的体系。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其转世灵童制度。

灵童制度

转世灵童一事并非在藏传佛教刚刚兴起时便有的。

在7世纪传入西藏后，相隔五百多年后，转世灵童才随着密宗五大派之一噶举派的崛起而产生。

作为噶举派的代表人物，出生于1204年的高僧噶玛拔希曾因拒绝忽必烈召见而声名大噪，后续虽因政治原因失势，可在世期间几乎一举让噶举派成为了西藏最有权势的教派。

当噶玛拔希的生命走到尽头，这位戴着御赐金边黑帽的僧人叫来了自己的弟子邬坚巴，留下遗言说自己将在拉维转世。

5年后，邬坚巴在后藏贡塘找到了师傅遗言所指的转世灵童，取名攘迥多吉，推为黑帽系继承人，西藏第一位转世灵童就此诞生。

受到噶举派在当时高超地位的影响，寻找高僧转世继承人开始逐渐成为了藏地诸多教派争相效仿的方式。

转世灵童的真正普及是在15世纪，而推动者恰好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教派——格鲁派。

与转世灵童普及同时诞生的便是达赖体系。

在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小弟子根敦朱巴圆寂后，格鲁派为防止内部分裂，于是借鉴噶举派转世灵童制度，靠着根敦朱巴亲属与寺中高僧去往后藏达纳寻访转世灵童。

这位灵童根敦嘉措便是日后的二世达赖，根敦朱巴则被追认为一世达赖，达赖喇嘛转世体系就此开始。

此后，格鲁派不再沿袭过去传统的家族继承与师徒继承方式，在旗下所有寺庙都推行转世灵童制度，并对该制度进行进一步的细化，不但提供了可承袭的仪轨，还补充了整套转世理论，形成了后续广为人知的活佛转世制度。

这套制度中寻找灵童一般有4种方法，首选便是高僧遗言。

一般高僧圆寂前都会如噶玛拔希般唤来弟子留下遗言，指明灵童所在。

若是来不及留下遗言，高僧圆寂之时的动作、仪态也会成为遗言的一部分，若是手指朝南，寻觅灵童者则常常需要去往南方寻觅。

若毫无头绪，那占卜、观湖、降神三大寻觅方法便会派上用处。

占卜一般由当时教派中威望最高的高僧进行，通过卜算测出灵童所在。

有些高僧则偏爱去往神湖拉莫拉错湖祈祷，他们宣称能在湖中看到灵童景象，进而通过湖中景色推测出灵童所在，其中十四世达赖便是用观湖法确立的。

而降神法则关涉请神一事，这个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神仙，而是佛教中的护法神。

在格鲁派的传统中，若需用降神法，则是让高僧举行仪式，将供奉的乃琼、噶东、拉穆和桑耶四大护法神请下附身给予灵童线索，但因此法太过玄乎，常常需要与其他方法一同印证。

通过这四种方法，寺庙常常能确定灵童所在，但确立当地谁是灵童也有诸多考究。

一般确定方位后，寺庙会选派高僧秘密去往民间寻访灵童，去到目的地后，考察团会密切关注高僧圆寂同一天出生的婴儿。

是否具有先慧、是否有佛性等问题都是他们的考察范围，询问当地人、去往婴儿家做客等方式皆是考察团常用的套路。

当几个人选确定后，考察团则会公开身份，通过用能否辨认活佛生前遗物等方式来确定谁是灵童。在这一整套完备的转世制度下，转世灵童得以在藏地广泛流传。

金瓶掣签

任何制度发展到一定时间都会出现革新，金瓶掣签便是对灵童转世制度的修正。

随着藏传佛教在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关系宗教传承与地区稳定的转世制度渐渐进入了统治者的视野中。

从顺治开始，清代各时期统治者便开始尝试将转世制度纳入成文法律体系中，最终成效则落在了乾隆身上。

在传世过程中，灵童一事不是没有非议，因请神、寻访等时掺杂太多人为因素，于是往往会出现地方势力借机收买等事，为了让转世制度回归纯粹，进而稳定藏蒙地区，乾隆在1792年正式确立了金瓶掣签制度。

在《钦定二十九条章程》中，乾隆对藏蒙两地的佛教传承进行了革新。

他废除过往选取灵童卜问四大护法神的习俗，将最终选择灵童的权力收归中央，特设两个金瓶供给藏蒙两地选取灵童用。

藏地金瓶放于拉萨大昭寺，蒙地金瓶放在雍和宫，只要是蒙藏地区大活佛需要选取灵童，全部要经过金瓶

掣签才能认定，认定步骤一般有确定候选人、金瓶掣签、确认三步。

在初期寻访灵童一事上，清朝统治者几乎不大插手，只是让任命的摄政活佛带领考察团去寻找，方式与过往大差不差。

可当灵童人选确定后，金瓶便成为了所有活佛绕不开的物件。

乾隆规定到，考察团确立人选后需要知会当地官员，召开僧俗官员会议一同确定2到4名灵童候选人，会议期间一切细节全部要向驻地大臣禀报。

当会议结束，此番会谈信息将飞传京城，若是皇帝御览后肯点头，那收到回信的地方官员与摄政高僧将会把候选人及其家属接来考察其是否真有灵异处。

经过官方与宗教双方首肯后才能拥有启用金瓶的资格。

在请出金瓶前，各大高僧需要面对当朝皇帝僧装画像与皇帝万岁牌位祈祷念经七到九天，待礼仪结束才能进行掣签。

在掣签时，地方大臣与各大高僧云集聚会，在众人见证下在名签上写上候选人姓名与信息，确认无误后则由地方大臣用黄纸包裹投入金瓶。

随后在无数高僧诵念之下，地方大臣便会摇动金瓶晃出一签，签上所书便是新一代的转世灵童。

掣签时的审核十分严谨，不但要先由大臣大声颂念名字，还要将此签传给在场者观看，而且瓶中其他名签也需取出供所有人遍阅，防止有人玩一人多签的伎俩。

当灵童选出后，掣签结果与当时情形将快报上奏，当皇帝认同结果后，灵童一事才能作数。

待圣旨来到，当代活佛将当众宣布圣旨，随后在皇帝指派官员的主持下，灵童将进行坐床典礼，就此才能算完成了灵童选取。

在整个过程中，皇权的介入可谓时时刻刻，哪怕当届灵童候选只有一人，乾隆也规定必须在金瓶内投入空签，若是抽到空签则需一切推倒再来一遍。

这样遍布的审查防范机制在之后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过去地方权贵试图通过影响宗教选举来强化家族势力的企图，大大增加了清朝对当地的控制。

不过有意思的是，金瓶掣签在首次使用时便未按照规定进行。

第一位以金瓶掣签确定的转世灵童并非在乾隆年间，而是在12年后的嘉庆九年（1804年）。

当年十月二十日，八世达赖喇嘛圆寂，根据乾隆生前定下的规矩，寻访灵童三年后，西藏摄政济咙呼图克图向驻藏大臣玉宁、文弼汇报灵童候选情况。

在当地大臣与高僧的一同查验下，在德格甸麻的春科土司之子靠着远超他人的灵异作为唯一候选人被奏报京城。

按道理哪怕仅有一个候选人也该用金瓶掣签进行仪式，可在济咙呼图克图等人用“以全藏地僧俗”的名义恳请下，嘉庆考虑到多方利益还是选择了妥协。

于是在未经金瓶掣签的情况下，九世达赖喇嘛于嘉庆十三年在布达拉宫坐床，第一次金瓶掣签草草了结。

以佛治地

其实从乾隆与嘉庆不同态度便可看出，金瓶掣签更多是一种巩固地方统治的政治手段，统治者根据时局不同需要来选择执行程度。

这种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驱佛治理行为，其实早在清初便有了。

在崇德三年( 1638年)，蒙古各部落贵族不服王命，常常“动以佛教为言”“兴兵构怨，谋掠归化城”，对清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那时清太宗皇太极便确立起借用藏传佛教治理当地的想法。

因为藏传佛教强调因果，主张善恶有报而深得藏蒙地区百姓认可，其宣传的为免恶报而忍受一切苦难换得来生幸福的主张则让信徒们更易忍受当世的痛苦，这样的教义在客观上对统治者维护稳定有着重要意义，自然深得统治者喜爱。

这一想法在60多年后得以实现，而帮助清廷稳定蒙古的关键人物便是章嘉二世。

在藏传佛教中，除了广为人知的达赖与班禅，其实还有两位与其地位等同的活佛，分别是章嘉与哲布。

这两位活佛不同于藏地源于格鲁派的达赖与班禅，乃是清政府为了稳固地方专门设置在蒙古的宗教领袖。

而章嘉一系则是靠着在康熙三征噶尔丹期间大放异彩为自己争得的地位。

在《蒙藏佛教史》记载中，章嘉活佛体系中共有十九世，在康熙册封前已传续13世，之后又传续6世。

可从记录上看，前12世几乎都是传说中人物，存在较多的水分，所以学界一般将第十三世章嘉认定为一世章嘉。

在明崇祯十四年(1641)，一世章嘉扎巴鄂色圆寂，郭隆寺开始寻找转世灵童。

在5岁时，二世章嘉经由五世班禅指认成为了转世灵童，这位父名张益华，母名塔姆措的灵童出身于煌水之滨，极有可能是汉藏混血。

待其10岁，五世达赖则在路过青海时为他赐下法名——阿旺曲旦。

在28岁时，熟读各类佛学经典的阿旺曲旦去往拉萨讲经，靠着佛学精湛而备受推崇，无数喇嘛争先想拜他为师，成为了当地最具盛名的高僧之一。

雍正帝曾评价他说：“章嘉胡图克图道行高超，证最上果，博通经品，克臻其奥，有大名于西域，诸部蒙古咸所尊仰。”

而这样的盛名则为后续二世章嘉成为蒙地宗教领袖奠定了基础。

康熙二十三年（1684），蒙地矛盾突出，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部矛盾日渐激化。

为稳定当地局势，康熙下旨让五世达赖派高僧去往调解，此僧名为锡埒图。

在去往蒙地时，锡埒图碰见了正返回青海的二世章嘉，在锡埒图的盛邀下，二世章嘉陪同他一起去往蒙地参加库伦伯勒齐尔会盟。

于是，二世章嘉第一次亮相了政治舞台，开始为清王朝解决蒙古纠纷。

在各方努力下，库伦会盟达成了短暂和解，二世章嘉在其中表现十分亮眼。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召见锡埒图，二世章嘉也随同前往，这是二世章嘉首次与清廷统治者会面。

靠着这次会面以及后续的涅守沙布敦喇嘛辩经，二世章嘉深得康熙喜爱，赏赐给他大量哈达、缎匹等珍贵物。

在1693年，康熙敕谕二世章嘉带众弟子去往北京，当这一行15人来到京城后，康熙命其驻锡法源寺，并给予了二世章嘉莫大的荣耀——担任札萨克达喇嘛。

根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代驻京喇嘛中札萨克大喇嘛乃是京师喇嘛中最高的职称，这番恩赐为后续章嘉担任蒙古宗教领袖做了铺垫。

此时康熙的征召自有原因，自康熙三十年举行多伦诺尔举行会盟后，蒙地统治获得了巩固，可是噶尔丹内乱与其他蒙古贵族都是清政府的心腹之患。

在“因其教不易其俗，使人易知易从”方针的指导下，清廷一边派遣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为大喇嘛，去往蒙地广演黄教，另一方面便让二世章嘉掌管京师地区喇嘛教事务，靠着二世章嘉的佛名强化自身统治的正当，以巩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

在康熙三十六年，康熙派遣二世章嘉出使西藏，为六世达赖举行坐床仪式。

此举自有深意，乃是康熙为了稳定藏蒙所下的好棋。

当时噶尔丹之乱结束不久，地方人心不稳，诸多蒙古部族迁徙去往二世章嘉过往常住的青海，他们一方面渴望修生养息，但一方面又疑虑清廷的态度，于是顾虑重重。

名义上去往西藏的二世章嘉在路途中经过了甘肃、宁夏，并专门去往青海会见各部落首领，为他们解释清廷态度，劝说其归附，为稳定地方局势做出了重大贡献。

立下此大功的二世章嘉在返回北京后受到了康熙的大加赞赏，被派遣到多伦诺尔创建和主持喇嘛寺院。

靠着康熙的一句“黄教之事，由藏东向，均归尔（二世章嘉）一人掌管”，多伦诺尔逐渐成为了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地区喇嘛教的中心，二世章嘉也成为了蒙地的宗教领袖。

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甚至专门去了趟多伦诺尔，不但赞赏了二世章嘉弘扬佛教的成果，还直接决定让二世章嘉久驻多伦诺尔。

在回京不久后，康熙帝便给予了二世章嘉惊人赏赐，正式给予其二世章嘉胡图克图名号，并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一枚验证身份的金印便重达八十八两八钱八分，与金印随行的还有诰命九龙黄褥、貂皮褥。

从二世章嘉的崛起之路便可看出，对清廷而言，无论是转世灵童制度，还是赏赐高僧的行为都往往与当时政治需要挂钩。

神佛一事，信则有，不信则无，有人自修救己，有人普度众生，无论如何，只要让百姓有安稳日子可过，那为僧者也可问心无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