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在哪个地方(诸葛亮的隆中在哪里)

西汉时期，南阳和宛互指的情况已经多见于史书。《汉书•货殖传第六十一》载有：“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灭魏，迁孔氏南阳……家致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诸葛孔明

西汉另两个富豪是巴寡妇清和蜀卓氏，巴和蜀均是西汉郡名，孔氏却以郡治宛城替代郡名南阳，同句中又有“迁孔氏南阳”之语，所以，这个“宛孔氏”的宛和“迁孔氏南阳”的南阳实指一地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东汉班固撰的《汉书》在《地理志第八上》第一次在南阳郡下明确记载：“宛，故申伯国……莽曰南阳。”《水经注》也说：“王莽更名，郡曰前队，县曰南阳。”《后汉书·志第十天文上》：“俱攻破南阳，斩莽前队大夫甄阜……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

这些都说明西汉末年宛县就被称为过“南阳” ，与此可以相互印证的还有同书《循吏传第五十九》召信臣传中：“（九江）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这里的南阳无疑是指宛城，南阳城北独山上原有三太守祠，祭祀的是西汉召信臣、东汉杜诗和晋杜预，可见在南阳（宛）立召信臣祠确有其事。很明显，西汉时宛、南阳已经同指一地，可以互见、代指了。

孔明剧照

东汉时，将南阳郡等行政区划名逐步演化为治所的现象更为普遍。《后汉书·志第十》：“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会下江、新市贼张卬（音昂）、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

这里使用的南阳很明显都是指的宛城，况且同一事件在同书光武帝纪、刘玄列传中使用的的确又都是宛城。如《后汉书·刘玄传》有“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等记载。又如《后汉书·天文志》记载：“（延光）四年（125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

同一事件在孝安帝纪中记载：“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类似南阳、宛城互用的记载在《后汉书》中还有很多。

地图

同样，南阳与宛城的名称互用，在《三国志》本身也非常普遍。如：《三国志·杨俊传》中也多次出现“复在南阳”、“再守南阳”之句。然其下文，又有“黄初三年，车驾幸宛，以市不丰乐，发怒收俊”之句。

这里同一“传”、同一人的“南阳”和“宛”显然是指同一个地方。与此相类同的是，时南郡的郡治在江陵，故三国志中也常以南郡指江陵，《吴书二》载：“(吕)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据江陵。”《吴书九》：“后(关)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

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另，《三国志》中多次提到的荆州也是多指当时的州治襄阳等地，而非荆州全境。如诸葛亮《草庐对》所云，“荆州北据汉沔”。这个“荆州”就是仅指荆州州治襄阳城，而非荆州全境。

诸葛孔明剧照

因为汉水北岸的南阳郡亦属荆州，如果《草庐对》的这个“荆州”是指荆州全境，那么它能“北据汉沔”吗？以此类推，魏晋时期南阳、南郡等郡名随着区划的变化，已逐步地与治所地混为一谈了。

按“襄阳说”的观点，隆中属南阳郡就可以称为“南阳”，这有史料根据吗？东汉时樊城属南阳郡，但樊城何时称为过“南阳”？邓县属南阳郡，邓县又何时称为过“南阳”？

值得提出的是，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除部分用郡名代替郡治地外，凡涉及郡治以外的其他地名，均标注的非常清楚，绝没有含糊地用南阳、荆州、南郡等替代的记载。如《汉晋春秋》记载延熹七年（164）“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之”，以及前文提到的舞阴、穰、舂陵、昆阳、叶等虽都是南阳郡的辖地，但绝没有仅用南阳一词替代的现象。

卧龙岗

假设“襄阳说”的今隆中因属南阳管辖，就可以在史书的表述中用南阳替代，南阳就是指隆中，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将《后汉书》和《三国志》郡以下的地名全部换成所属郡名，那么，两部史书岂不一塌糊涂。

所以，古代史学家在正史中地名使用的严谨性今人是不容置疑的。笔者也相信，在上述两部史书中我们很难再找出一个用了“南阳”的地名，而经考证却是不包括宛城在内的某地的事例，例如时属南阳郡的樊城、邓县、新野，哪部史书里将这些南阳属地称为过南阳？或者自称为南阳？更不用说当时汉水南岸的隆中了。

卧龙岗祠

相反，对于现今“襄阳说”学者一致认为的诸葛亮“躬耕南阳”意指的“隆中”，习凿齿以及盛弘之、鲍至、郦道元等均明确称之为“隆中”，在“襄阳说”为诸葛亮“躬耕南阳意指隆中”所引用的史料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说那个地方是“南阳”。

而是反复说“襄阳西北十里许，名为隆中”，“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沔水又东迳隆中”，“西望隆中”等，最极端的也就是说了“亮家于南阳邓县”的附会之举而已，应当明确，“于南阳邓县”并不就是南阳邓县，更不是将隆中等同于“南阳”，这一点“襄阳说”的学者必须搞清楚，不能含糊其辞！